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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批倒批臭”到“名垂千古”的循环-----在孔子儒学经过“五四新文化”的毁灭性打击后,现在又被大力

简方达:

为自由和宪政奋斗,向杨佳学习:

思考者: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从“批倒批臭”到“名垂千古”的循环

     

 

     

      思想家、作家刘再复先生在早年写的一篇杂文中说“中国的孔夫子是最可怜的人”。他的意思是说:他“被权势者抬的时候、捧的时候已经“可怜得很”,更不用说被打、被骂、被声讨的时候。”

     

   这个可怜的依据,就是最先把“可怜”二字送给孔子的是鲁迅。他在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一文中说:

     

   “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,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。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,却实在可怜得很。诚然,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,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,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,要去,则是佛寺,或者是神庙。若向老百姓们问:孔子是什么人?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。然而,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)

     

     可以说,在孔子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,大起大落有好多次,最初的一些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是很不吃香的。比如,他在传播子的政治道德思想时,周游列国,到处碰壁,像丧家之犬。

     

     从早年到暮年,孔子的政治主张当时几乎没有被任何统治者所接受,他已经从五十五岁的壮年变成了六十八岁的老人。他终于决定结束这十四年的流浪,回来了。回来以后,作为一个老人必然遇到的痛苦,一个一个接踵而来。他刚回到家里,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。他五十五岁离家以后,就再也没有见过妻子。妻子等了他十几年,却在他到达的前一年去世。我们无法想象老人踏进家门时的情景。在没有便利通信的时代,妻子直到临死也不知道丈夫还能不能回家,但她还是把一切井井有条地收拾了。十四年的主动别离,对于这一对已经年老的夫妻来说,代价实在太沉重。这中间的默默牺牲,其悲壮程度,不亚于古希腊悲剧。在孔子回家的第二年,独生儿子孔鲤也去世了。中国家庭伦理基石的奠基者,失去了自己的家庭。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孙子,他将延续孔门的千年血脉。还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又过了一年多,孔子最喜欢的颜回也去世了。他对妻子的去世和儿子的去世并没有强烈的表达,但对颜回的去世,他就向着上天哭喊了:“噫!天丧予,天丧予!”老天啊,你要了我的命啊,你要了我的命啊。又过了一年,忠心耿耿的子路也死了。那时卫国发生内乱,子路闻讯,赴难就义,死得很惨烈,被人家剁成肉酱。差不多同时,他的另一个学生司马耕也去世了。一个老人,一个老师,和他的学生已经完全不能分开。学生的去世,对他的打击非常大,比他十四年来在每个国家吃闭门羹还要难受得多。

     

总之,在他的一生中,只有短暂的时间得到过当时统治者的重用,就是在鲁国担任司寇那几年。大部分时间不但电波流浪,而且其主张不被诸国列侯门采纳。他死后直到汉武帝时代以前,只能算是诸子百家的一家,并没有占据意识形态主流位置。直到董仲舒提出“废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后,才被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主流地位。

     

从西汉到满清的2000多年里,虽然孔子的政治道德主张一直位当时统治者所袭用,但一般是根据需要断章取义,有魏晋时代的玄学解释,有董仲舒的“天人宇宙图示”;有程朱“理学”和王阳明的“心学”;也有近代学者根据统治者的需要,一会儿把孔子打扮成民主思想斗士,或者打扮成抗御外夷的英雄等等。这一些,看上去好像是在解释或者弘扬孔子的思想文化,实际上与孔子无关,只不过把他当作一块“敲门砖”。

     

但不管怎么说,这长时段的历史过程,至少孔子在表面上红得发紫。但到了“五四运动”时期,一落千丈,甚至比起当初的孔子思想还要垃圾。

     

   如果回想一下,在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。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,就把他判定为“孔家店”总头目,吃人文化的总代表,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。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,中国的专制、压迫、奴役,中国人奴性、兽性、羊性、家畜性,中国国民的世故、圆滑、虚伪、势利、自大,中国妇女的裹小脚,中国男人的抽鸦片,等等黑暗,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,那些年月,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。

     

    当然不是说,五四的本身错了,而是说,当时“五四”有两大发现: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;二是发现理性、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,所以“五四”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。但是,这种全盘否点孔子的原典思想也确实有些不公道。他的思想在当时和一些在有些方面还是有价值的。当然权势者“为我所用”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,但革命者将他打入地狱全盘否定就更不妥,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、也就是把本来不是他的思想也应再到他身上更不是应有的学术态度。当时,以为打倒了孔家店,中国就能得救,实在想得太简单、太片面。李泽厚先生曾认为:要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,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《三国演义》和“造反有理”的《水浒传》为主要批判对象,并以《红楼梦》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,二十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。下面,我再次引用刘再复先生的一些观点。

     

   仅着眼于“五四”,说孔夫子是“最倒霉的人”恐怕没有错,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,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,这就是“最可怜的人”,在鲁迅的“可怜”二字上再加个最字。我所定义“最可怜的人”,是任意被揉捏的人。更具体地说,是被任意宰割、任意定性、任意编排、任意驱使的人。这方面,李泽厚在《古代思想史论》中,有一篇“孔子再认识”,在这方面说得再好不过。

     

    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以赛亚•柏林在批判斯大林的时候说:一个具有严酷制度的社会,无论其制度有多么荒谬,例如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三点钟的时候,头朝下站立,人们都会照样去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。但对斯大林来说,这还不够。这样做不能改变社会。斯大林必须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面团,之后他可以随意揉捏。柏林很善于用意像表述思想,他的狐狸型和刺猥型两种知识分子的划分几乎影响全球。而这一“面团”意象,则最准确地定义和描述了世上最可怜的人(请参见《以赛亚•柏林对话录》第二次谈话“现代政治的诞生”)。不错,最可怜的人并非被打倒、被打败的人,而是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人。不幸,我们的孔夫子正是这样的人。可怜这位“先师”,一会儿被捧杀,一会儿被扼杀,一会儿被追杀。揉来捏去,翻手为神,覆手为妖。时而是圣人,时而是罪人;时而是真君子,时而是“巧伪人”;时而是文曲星,时而是“落水狗”;时而是“王者师”,时而是“丧家犬”。文化大革命“批林批孔”那阵子,只能直呼其名称他为“孔丘”,其态度相当于对待鲁迅笔下的“阿Q”。声音相近,地位也差不多。跟着孔夫子倒霉的是<<论语>>与儒学,“半部就可治天下”的<<论语>>,也像面团,一会儿被揉捏成“经典”,一会而被揉捏成“秕糠”(毛泽东诗“祖龙魂死秦犹在,孔学名高实秕糠);一会儿是“精神鸦片”,一会儿是“心灵鸡汤”。

     

   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、一再变形之后,其“功能”也变幻无穷。鲁迅点破的功能是“敲门砖”,权力之门,功名之门,豪门,候门,宫廷门,都可以敲进去。不读孔子的书,怎可进身举人进士状元宰相?但鲁迅看到的是孔子当圣人时的功能,未见到他倒霉而被定为罪人时的功能。在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,他从“至圣先师”变成“反面教员”,其功能也是反面的。先前要当进士得靠他,现在要当战士也得靠他,谁把孔子批得最狠,谁才是最坚定忠诚的革命战士。至于他的“徒子徒孙”,则必须反戈一击,把他作为“落水狗”痛打痛骂,划清界限,才得以自救。文革后期,孔夫子运交华盖,成了头号阶级敌人,与反党叛国集团头目林彪齐名。因为林彪引用过“克己复礼”的话,铁证如山,于是,孔夫子竟然和他一起被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。这回与五四不同,五四时只是一群知识分子写写文章,这次批孔则是全党共诛之,全国共讨之,动用了整个强大的国家机器,不仅口诛笔伐,还给他踩上亿万只脚。请注意,不是一万只脚,而是亿万只脚。弄得史学家们也手忙脚乱,立即着手把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《中国通史》改为“以儒法斗争为纲”的通史新版。这个时候,中国文化翻开了最滑稽也是最黑暗的一页。

     

    文革后期,孔夫子被打到了谷底,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。没想到三十年后,孔夫子又是一条好汉,孔老二又变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爷子。他再次成为“摩登圣人”( 鲁迅语)。这一回,孔夫子是真摩登,他被现代技术、现代手段所揉捏。电台、电视台、电脑网络,从里到外,轰轰烈烈。古代的手段也没闲着,立庙、烧香、拜祭全都汹涌而至。这次重新摩登,差不多又是把孔子当面团,不同的是二十年前那一回把他踩下了地,这回则是棒上了天。揉捏时面团里放了不少发酵剂,于是格外膨胀,不仅《论语》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,(连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 也千真万确),而且孔子也变成超苏格拉底、超耶稣的第一大圣,什么先进文化都在他身上,孔老先生成了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大肚至饱先师。有此大圣在,还扯什么五四精神,什么德先生、赛先生,连圣诞节、元旦都是胡扯,都是有损于我大中华形象,应当用孟母节取代母亲节,用孔子纪年代替公元纪年。这回孔夫子除了当“敲门砖”之外,还充当“挡箭牌”,起了掩盖“问题”的奇妙作用。有此挡箭牌在,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自然就该退避,蔡元培、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、王国维,陈寅恪等等,就该统统靠边站。

     

    孔子被揉捏,首先是权势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棒或压或打或拉,但大众与知识人也有责任。什么是大众?大众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时候,把你棒为偶像,不需要你的时候,则把你踩在脚下。一切均以现时利益为转移。崇尚苏格拉底的是他们,处死苏格拉底的也是他们。既然以利益为准则,那么对于孔夫子,或供奉,或消费;或叩头,或玩玩,或做敲门砖,或做万金油,或立孔庙与关帝庙并列,或办孔氏牛肉店与妓院同街,全都无关紧要,有用就好。而大众中的精英,一部分知识人,对孔子并无心诚,名为追随孔子,实则追求功名。鲁迅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即“吃教”。对孔子也是食欲大于敬意。都是用口,讲孔子和吃孔子界线常常分不清楚。当今吃孔子的方法很多,吃法不同,有的是小吃,有的是大吃,有时是单个吃,有时是集体吃,有时是热炒吃,有时是泡汤吃。充当“心灵鸡汤”时,放点西洋文化参搀和,有些变味,尚有新鲜感,最怕是大规模集体炒作,让人又浮起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噩梦。总之,孔子虽然重新摩登起来,却仍然很可怜:八十年前五四运动时,他被视为“吃人”文化的总代表,现在变成“被吃”文化的总代表。

     

   说了这么多,不是说孔子有多大问题,而是说对待孔子有大问题。孔子确实是个巨大的思想存在,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座标,确实值得我们充分尊重、敬重。但是,二十世纪以来,问题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、真敬重,或者说,恰恰是不给孔子应有的尊严。不管是对待孔子还是对待其他大思想家,第一态度应当是尊重,然后才去理解。如果只给孔子戴高帽子,把他当作傀儡和稻草人,那还谈得上什么理解,还有什么好研究的?余英时先生说,对待孔子和儒家经典,应当冷读,不应热炒,便是应当坐下来以严肃冷静的态度,把孔子以及儒学当作一个丰富、复杂的巨大思想存在,充分尊重,认真研究。在此前提下,再进入思想体系的内里,把握其深层内涵,这样倒可以还原一个比较准确的孔子形象。

     

当然孔子思想文化中有大量糟粕,这是不可避免的,我们也应该原谅他。一个2000多年前的古人,其思想只能是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,我们怎能要求这么一个远离现代的人就具备时代的前卫思想文化?也正是这些思想文化严重阻碍着社会进步。

     

如:“尊老尊长”是儒学传统中所保存积累至今仍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氏族遗风。它并不只是个简单的礼仪形式问题,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心理情感。在今天以至未来的社会生活中,它可以起某种稠密人际关系的良好作用,应该肯定它,保存它。但另方面,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却有贵经验而不重创新、讲资历而压抑后辈等等很坏的作用,成为社会进步、生活开拓、观念革新的极大障碍,应该否定它,排除它。从而,如何在制度上、思维中排除它(这应该是目前的主要方向),而又在心理上、情感上选择保留它、肯定它,便是一种非常复杂而需要充分研究的问题。

     

孔子思想文化是非常复杂的,好坏优劣经常纠缠在一起,只能通过仔细的分析解剖他们,才能获得清醒的自我意识,就显得比单纯的“打倒”或“保卫”、喜欢获憎恶队今天而言更为重要。当然负面作用不可忽视:像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、“何必曰利”、“父母在不远游”、“子为父隐”等等确实都是糟粕........尤其像“轻视功利”、强调道德理想超验主义,仍是阻挠社会结构变革和改变社会意识的消极力量,文革时代所流行的“政治挂帅”、“算政治帐”仍是这些古老儒学思想的翻版。

     

去其糟粕,取其精华的思想还是正确的。在孔子儒学经过“五四新文化”的毁灭性打击后,现在又被大力复兴起来,乃至红得发紫。在曲阜恢复的祭孔大典,那些表演仪式看的有些令人恶心;不少地区的学校恢复了尊孔读经,并且还把孔子学院办到了国外......,当年汉武帝尊孔读经却有些小巫见大巫了。这就是本文题目说的----从批倒批臭到名垂千古的循环!只要是循环,那么这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就没有进步。

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5.05.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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